明初迁四川移民

​通过莱阳县和掖县之间的一桩婚事，管窥明初胶东的土著姓氏 在历史上，莱阳和掖县曾长期接壤。这一状况，直到莱西建县之后才发生改变。 邻县之间的互动一般比较频繁，迁徙、嫁娶都是常有之事。说不上具体在哪一年，总之是很久之前，莱阳县“凤山乡”有一位叫做“于妙惠”的女子，就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到了掖县“进士乡”的张家。 如果这只是一桩普通人家之间的婚姻，那么，它很有可能早就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很显然，它之所以能被专门记录下来，原因就在于主人公的身份不一般——根据记载，于妙惠是明代的“太宜人”。 （莱阳中部的凤山） 所谓“太宜人”，是古代朝廷命妇的称号之一。《明史职官志》载： “命妇之号九。公曰某国夫人。侯曰某侯夫人。伯曰某伯夫人。一品曰夫人，后称一品夫人。二品曰夫人。三品曰淑人。四品曰恭人。五品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曰孺人。因其子孙封者，加太字，夫在则否。” 根据这段记载，莱阳女子于妙惠的身份是五品宜人，而前面的“太”字，说明她是母凭子贵，靠着儿子的官职而获得封号。那么，她的儿子又是谁呢？ 打开清代修撰的《掖县志》，在乡贤祠的供奉名单当中，可以看到一位叫做“张信”的明代人物。而这个“张信”，就是于妙惠的儿子。 关于张信的入仕经过，《掖县志孝友》中有详细记载： “张信，字彦实。性至孝，母病，医药弗效，遂仰天发誓，割臂煮液进之，母遂愈。事闻旌其门，命为尚宝丞，陞少卿，晋正卿。崇祀乡贤及孝弟祠。” 按照上述说法，张信似乎是通过推举而非科考的方式踏入仕途，而他之所以得到推举，是因为曾有割肉救母的孝行。踏入仕途之后，他被安排在尚宝司工作，一路从“丞”、“少卿”干到了“正卿”，成为正五品（与太宜人的封号相对应）的官员。 尚宝司的主要职责是掌管皇帝的宝玺、符牌、印章，而翰林院的主要职责是替皇帝草拟诏书。按照流程，诏书写好之后需要加盖御玺。因此，这两个部门之间常打交道，人员彼此也都很熟悉。 在尚宝司任职期间，张信就与翰林院一位学士成为了至交好友。而两者交往过程中，张信的母亲于妙惠也对这位翰林学士评价很高。当时她已经七十多岁，在考虑自己的后事时，曾专门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希望请你那位朋友执笔撰写墓碣铭。” 这位翰林学士姓杨，由于才思敏捷，他逐渐得到皇帝重用，官职也越来越高。他就是明代“三杨”（仁宣之治的关键人物）之一的杨士奇。 宣德元年，八十六岁的于妙惠在南京去世。遵照她生前的愿望，张信专门来到北京找杨士奇撰写墓碣铭，此时的杨士奇，虽然地位已高出对方很多，但仍不忘当年之谊，执笔写就了一篇《太宜人于氏墓碣铭》。本文开头所提到的联姻信息，就记载在铭文当中。 这篇铭文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了一位明代“太宜人”的生平，也在于对胶东土著姓氏的判断。 众所周知，明初移民说在胶东地区广为流传。很多姓氏、很多村庄，在提起渊源之时，不说洪武二年，就曰云南四川。而谈及明代之前的“土著”，则资料少之又少，这往往会给人一种“明代之前胶东几乎没有人”的错觉。 但通过铭文中记载的这桩婚姻，至少可以说明：莱阳凤山乡的于姓和掖县进士乡的张家，就是明代之前的胶东土著。 因为，于妙惠在宣德元年（1426年）去世时享年86岁，按照古人习惯的虚岁计算，她应该出生在1341年，当时还是元朝统治时期（明朝于1368年建立）。而古人结婚较早，假如她十五岁（及笄之年）嫁到张家，那么她跟丈夫结婚的时间，也是在洪武之前了。 此外，根据铭文的记载，莱阳于家和掖县张家在此之前就人丁繁盛。其中，于妙惠“其父宗族以行称二公”，“其夫兄弟行以五。”以此推断，于、张两姓在各自故里应该已经定居很长一段时间了吧。虽然铭文记载的只是个例，但对于明初胶东人口来源于结构，也具有一定的管窥意义。 明初胶东人口来源与结构，是地方史领域中一个热门话题，不少朋友都很关注。下面就转述铭文中涉及联姻双方家族历史的片段，以供大家参考。其文曰： “太宜人姓于氏，世家登州莱阳县逢山乡（注：据《莱阳县志》，明代莱阳有凤山乡），其父宗族以行称二公。太宜人讳妙惠，性行淑慎，既笄归莱州掖县进士乡张氏。其夫兄弟行以五称。太宜人之为张氏妇也，于尊卑防戚之属，能各尽其所当然，于佐夫之内外事，能咸有条理。归二十年，夫没居孀，能谨教育其遗孤男女，能严保其家不隳一如夫之存也。洪熙元年用子贵赐诰命封太宜人。” 大批四川人迁移至山东的原因，历史情况是怎样的的 大批四川人迁至山东是明朝前期的历史事件，移民目的地主要是胶东半岛(今莱州市是核心地区)，移民的来源地主要是四川，也有少量云南人。具体情况如下： 一、移民原因 1、战乱不止 宋末以后，胶东半岛战乱多发，农民起义频繁，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造成人烟稀少的局面。主要战乱有金代杨安儿“红祆军”之乱、蒙金对峙战争、“红祆军”首领李全之子李璮反叛蒙古军、元末红巾军之乱等等。 一百多年的战乱动荡，使得百姓不堪疾苦，纷纷外逃，土著“十不存一”，人口损失惨重。 2、自然灾害 《元史》中有记载的元末山东大规模水旱灾害达19次之多，而且瘟疫蝗灾在山东、河南地区频发不止。莱州地区金、元至明初，各种灾害都没躲过，灾情十分严重，由此造成土地抛荒，百姓饥亡、流徙不止。这些，都是明初移民胶东的主要原因。 二、移民始末 1、移民方式 明初，为巩固边防、安定社会，朱元璋设立了卫所制度。这是一种军屯制度，军队战时开赴战场，无战则从事生产，以屯养兵。 胶州半岛当时设立了莱州卫、威海卫、宁海卫、靖海卫等卫所，莱州卫的驻地就在当时的莱州府城——掖县(即今莱州市)。 政府为充实这些沿海卫所，迁来大批军户实行军屯。所有军户都分拨田地，发给耕牛、农具，并可带家属住进卫所，他们逐渐就成了当地的常住居民。 2、移民来源 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平定西南之后，从四川、云南向胶东地区新设的卫所迁移了大批军户，这次移民一直持续至明朝中后期，尤以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时期最多。移民来源主要是四川成都府，也有部分来自川西、川北、川南，以及云南。 题图“洪武二年”为误写，应当是“明初”的代名词。 元末以来连年战乱，蜀中人口也锐减，为此明朝政府还组织湖广移民填四川，这种情况下怎么还有富余人口迁徙至山东呢。 答案是这些军户大多是明玉珍大夏政权的降卒。 朱元璋派汤和、傅友德率两路大军攻蜀，夏后主明升不敌，率众投降。朱元璋担心“伪夏”残余势力叛乱，所以把降卒编入在四川设立的首个卫所——成都前卫，然后以政治性移民的方式，迁到山东、北京等地，胶东半岛之所以是主要目的地之一，也有防御倭寇侵扰之意。 顺便说一句，当时陈友谅之子陈理，以及明升被远迁至蜀国朝鲜，也是这个目的。 明初从川滇迁至山东的移民当有几十万人，其中仅莱州府南部的即墨县(今青岛即墨区)，就迁入了7万多人。 今莱州市有资料可考的1052个村庄中，明代之前建立的只有64个，其余都是四川移民及其后裔所建的，这些四川移民姓氏包括赵、崔、宋、杜、程、林、宿等，只有王、于、吕、郝等少数姓氏是元之前的土著。 3、相关传说 现今胶东四川移民后裔口口相传的“迁自成都府铁碓臼”，查遍史料，找不到成都曾有这么个地方。“碓臼”本是西南地区舂米的碓窝，倒是和明军插旗的圆锥形底座长得相似。 估计是当初大夏的将士们对明军旗帜心有余悸，对插旗的这个“铁碓臼”也记忆深刻，迁到外地后，不便说起前朝旧事，就用“铁碓臼”来指代迁出地了。 移民中的云南人，一部分是大夏败亡前征讨云南时收编的士卒，再就是明朝平定云南后，从乌撒卫(今云南昭通)迁出的军户，因为这些军户往北走要经过云南县(今大理州祥云县)，故口口相传来自“小云南”，与明初山西移民经过洪洞县而都称来自“洪洞大槐树”如出一辙。 三、移民影响 来自四川、云南的军户移民很快融入当地，防御倭患、从事屯种生产，渐与胶东土著通婚往来，融为一体。于是乎，当地生产很快恢复，莱州的经济社会面貌得到改善。 约30年后的洪武末期，莱州府的人口与山东西部地区相比已是“地狭人众”，当地政府还组织从莱州、登州等地移民至东昌府(今山东聊城)开荒生产。 明中期以后，由于灾荒、倭患等原因，莱州土著大量逃荒到东北，而朝廷制度军户不能外迁，造成土著人口大幅下降，外来军户人口比例上升。而剩下不多的土著姓氏为寻求庇护，大都通过联宗修谱的方式融入外来军户当中，造成了军户移民后裔反客为主的现象。 —————— 四川填山东移民传说：铁碓臼(duìjiù)真相是什么? 朱元璋为什么要把大夏政权旧部“余孽”迁徙到山东?北方山西洪洞大槐树大型移民运动，已经足以把遭受战乱重创的山东社会经济迅速恢复起来。如果是为了惩罚带有“罪孽”的大夏政权旧部，把他们迁徙到人口稀少的“蛮荒之地”，岂不是更好? 这些大夏政权旧部，最终被朱元璋迁徙到了山东的哪些地方?如今他们的后裔生存情况如何?在当地有什么影响?被迁到山东的大夏政权旧部中，为什么会有云南少数民族中的乌撒人? 在山东的川籍移民后裔回忆祖籍地时，都说来自四川成都府铁碓臼(duì jiù)，又有奉节县铁碓臼、丰都县铁碓臼、南溪县铁碓臼、绵竹县铁碓臼、隆昌县铁碓臼、峨眉县铁碓臼等说法。为什么都带有铁碓臼这个名字?铁碓臼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像明初和清初两次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的“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一样，只是一个地名符号的指代? 各种史料表明，胶东半岛移民最多 明朝山东胶东半岛的莱州府，府治在掖县(今莱州市)。莱州府的东边，是登州府，府治在蓬莱县(今蓬莱市)。 今莱州市程郭镇五佛蒋村的蒋氏族谱记载，其先祖蒋兴、蒋旺两兄弟在明朝初年时从四川迁居而来，如今已传到30多代人了。另外，该市夏丘镇燕窝蒋家村、沙河镇蒋家村的蒋姓人，其先祖也是明初从四川移民迁居来的。 山东龙口市《东莱赵氏家乘》中记载，其先祖是原籍“四川成都府红花市内”的赵守义，“明初任金州卫经历，以防御海寇，功擢佥事，因家东莱。” 在“民国”版《莱州志》中，有当地不少家族始祖在明初从四川迁来的记录。如杜氏“明初由蜀迁莱，世居掖西，聚族为村”，赵氏“其先四川成都人，永乐时徙……各别为族者，皆于明徙”，潍县“考、李、徐、庄、梁、齐、刘、魏诸姓氏始祖，于明初由四川成都府迁居潍县”等。并在考证当地方言风俗时证实：“查掖民多迁自蜀，故沿其旧音。” 明朝中后期的莱州人吕时望说：“掖人来四川者十有八九，惟我吕氏系东莱故家。”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追溯山东川籍移民祖籍来源的文本资料。 清乾隆10年(1745)，出身于莱州望族的毛贽，在他私修的地方史志《识小录》中，追溯本地族姓源流时说：“掖自金元兵燹后，土著者少……余多成都人。” 据《莱州市地名志》《招远市地名志》《莱西县地名志》统计，在莱州市1068个村中，四川移民村有751个，占全市村落总数的70.52%;在招远市724个村中，四川移民村有33个，占村落总数的10.36%;在莱西市839个村中，四川移民村有33个;在昌邑县812个村中，四川移民村有129个，占村落总数的15.9%。 以上族谱和史料记载以及看似枯燥但又极其重要的数字表明，明初，大夏政权旧部被迁徙到了山东胶东半岛的莱州府和登州府一带。这些川籍移民的后裔，如今广泛分布在莱州市、招远市、莱西市和昌邑县等地，并且还保留有四川方言等风俗习惯。 另外，川籍移民迁徙到山东，并非是一次，而是多次，并持续了多年，从朱元璋的洪武年间一直到明成祖朱棣的永乐年间。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永乐年间的川籍移民，不排除换防的可能性。但在最初的移民运动中，肯定是朱元璋出于对大夏旧部的清算行为。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把大夏旧部迁徙到山东呢? 山东倭患严重，大夏降卒前去镇防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陈世松教授在《明初胶东半岛川滇移民由来考》中认为，以大夏政权降卒叛军为主要对象的川籍移民，较之于一般经济性质的移民、军户遣戍换防屯垦的移民，以及罪徒流徙的移民，具有更加突出的军事性和强制性。 很显然，大夏旧部移民到山东，带有强烈的事前精心策划的印记和统一布局的意图，这是其他移民难以见到的。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朱元璋在攻克北平后，即将出兵征讨大夏政权前，精心策划了一个强制性的移民行动：把旧政权的降卒部署到即将展开的巴蜀前线去，让他们为自己打天下。 所以，朱元璋把大夏旧部迁到山东，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与将要开展的战事和将要实现的政治军事目标联系在一起，是朱元璋在明初全国棋盘上落下的一枚重要棋子。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北方有些被他打败的人，并没有顺从新的政权，而是逃亡到海边的小岛上，成为海盗。他们与日本的倭寇勾结，经常侵扰山东“滨海州县”，让当地苦不堪言。 洪武5年(1372)三月，朱元璋设置胶州守卫千户所。第二年，朱元璋任命名将於显为总兵官，出海打击倭寇。没想到，倭寇疯狂报复，加大了对莱州府和登州府的侵扰。 洪武7年(1374)正月，朱元璋命令靖海侯吴祯为总兵、於显为副总兵，率领江阴、广洋、横海、水军4个卫的官兵、水师出海打击倭寇。吴祯、於显一口气把倭寇追到了琉球。 洪武14年(1381)，朱元璋做了一个梦：“太阴有象，主胡兵入寇。”梦醒后，他想到山东沿海一带还存在的倭患，觉得迟早有一天，倭寇还会大规模侵扰。于是，他下令沿海各大卫所严加防范。 正在这时，四川的卫所里有一大批大夏旧部等待着“分配”工作，何不让那些人到山东的卫所去?一方面，以四川兵强大的战斗力，可以加强山东沿海一带的防御能力;另一方面，也能对大夏政权残余势力起到分化瓦解的作用，从而稳定四川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局势。 由此，一批又一批的大夏旧部将士，奉命开赴到了山东莱州府、登州府等地的卫所中。当然，那些大夏将士并非洪武14年后才到的山东，在吴祯、於显远征倭寇后，就已有一些人移防到了山东，只是规模没有后来那么大。 迁徙到山东的大夏旧部有多少人呢?目前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估计在数万人，不仅有将士，还有他们的家属。 明朝中期前，实行的是军户制度，即士兵及家属的户籍隶属于军府，军户子弟世袭为兵，未经准许不得脱离军籍。也就是说，只要属于军户人家，就世代都是当兵的。 所以，被迁徙到山东的大夏旧部将士，除以男丁为主外，还有父子、兄弟、亲戚等同行的，甚至有“姊妹五人”从四川迁去的。他们驻扎在当地，形成了许多自然村落。 那些村落的名字，由军营长官姓氏或村中大姓命名，如前述的蒋村、蒋家村等。有的村落名字，则由军户人员的职业取名，如原是大夏政权盐场灶户的，就取名皂户(灶户)村等。 迁到山东的人，成都府移民占一半 迁徙到山东的大夏旧部，籍贯构成又是怎样的呢? 据学者刘德增统计，在莱州市751个川籍移民村中，来自成都府的移民村有88个，占川籍移民村总数的11.72%。 除成都府外，还有祖籍来自成都府辖县的，如成都、华阳、新都、郫县、广汉、金堂、内江、资阳;也有来自成都府属州辖县的，如绵竹、德阳;更有来自成都府以外各县的，如川西片区的雅安，川北片区的梓潼、岳池、射洪，川南片区的永宁、夹江、南溪、峨眉、泸州、隆昌，川东片区的丰都、奉节等。 算下来，原籍成都府的人占了一半多。 为什么成都府的移民那么多? 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历来是四川人口密度较高、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明玉珍虽然是在重庆建都，但他对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也非常重视，派出重臣戴寿经略成都。川西地区也以其雄厚的兵源和经济基础，为大夏政权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大夏灭亡后，驻守在成都的3万将士归降明朝，并聚集在当地。3万具有战斗力的将士可不是小数，再加上其背后的家属群体，更是让朱元璋不可忽视。所以，朱元璋对他们采取强制移徙措施势在必行。 川北片区是成都平原的外围地区，扼守着通往成都平原的险关要道。明朝军队在征讨大夏政权中，大夏军队凭借着险要地势，与明朝军队激烈交战，让明朝军队损兵折将，代价惨重。 战争结束后，这些曾经的“敌人”怎么可能受到朱元璋的善待呢?朱元璋对他们进行清算，把他们远徙到山东，合情合理。 川南片区是元、大夏、明初湖广移民的叠压汇聚地。从元朝中后期起，大量湖广人利用邻近巴蜀的地理优势，源源不断地进入川南地区，开创了楚人迁川的先河。明玉珍占据四川，建立大夏政权，定都在重庆，他的部众及家属、乡邻纷纷跟随入川依附聚集，大都分布在靠近重庆的川南地区。 大夏政权灭亡后，大夏旧部四处溃逃，回原籍湖广显然行不通，只有回到在川南地区的落脚点。彭普贵起兵反明，就是依靠这一社会基础积蓄了力量。明朝平定彭普贵反叛后，作为大夏旧势力复辟的温床与土壤的川南地区，自然成为清洗的重点区域。 相比川西、川北和川南片区，籍贯在川东地区的移民却很少，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大夏政权的都城在川东地区的中心城市重庆，明昇归降明朝后，除少数在川西和川北的重要大臣和将领如戴寿、向大亨、吴友仁等外，在重庆的大夏大部分重臣和将士也都跟着归降。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明朝几乎把大夏政权的政治、军事核心力量都一网打尽了。 然后，明朝对大夏政权的重要人物分散迁徙，如明昇迁到南京，刘仁到应天府做府尹，其他人“授职有差”等。又在重庆设置了守卫千户所，把大夏降卒分散到卫所中，与汤和的将士混在一起留镇重庆。 所以，川东的大夏旧部没有参与后来的反明运动，也基本上没有迁往其他地方。在迁徙到山东的大夏旧部中，就鲜有川东籍的人了。 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注意：在如今胶东半岛的一些居民中，还广泛流传着他们的先祖来自云南、“小云南”和乌撒卫的传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山东川籍移民，其中包括有云南人 这事说起来，还与大夏政权一段远征云南的历史有关。 天统2年(1364)正月，明玉珍在重庆称帝。二月，明玉珍为拓宽疆土，派遣部将万胜带兵征讨云南。万胜带领号称3万人马，兵分3路：中路军由万胜带领，从界首(今叙永县境内)进入;另外两路由建昌(今西昌市)和宁番(今冕宁县)进入。 万胜所向披靡，攻陷中庆城(今昆明市)，元梁王与云南行省官员弃城逃奔到威楚(今楚雄市)。万胜孤军深入到大理时，遭到大理国与元梁王的联合抵抗。万胜接连遭受失败，最终因孤军深悬、寡不敌众而撤退。大夏政权征讨云南，宣告一段落。 万胜出兵的界首，在元朝属于永宁路管辖，毗邻乌蒙山区。生活在乌蒙山区的，有云南大理国管辖的彝族乌蒙、亦奚不薛、乌撒等部。大夏政权在今叙永县东城设立永宁镇边都元帅府，与川、滇、黔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极力搞好关系。 当万胜出征云南途经那一片地区时，得到了当地各部首领的全力配合和支持。粮草自然不在话下，行军有人带路，安营有人指点。更为重要的是，还提供了不少兵源。 大夏军从云南撤回四川，也没有空手而归。他们带回了产自云南的各种战利品，如大象和良马。万胜进入云南打了第一个胜仗后，就派侍中杨源向明玉珍报喜，并把缴获的大象献给明玉珍。 这里的大象，不是像我们今天在动物园看到的观赏性动物，而是用于战争的象兵。喜欢玩古代战争游戏的人知道，象兵是一种战斗力巨大的兵种，主要出自少数民族的战斗部队。 万胜把象兵安置在成都。在明朝征讨大夏时，大夏左丞相戴寿退守成都，把象兵派上了用场。《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当傅友德的军队围困成都并与守城大夏军队交战时，遭受到了象兵的攻击。 大夏军队“以象戴甲士，列于阵前”，双方交战，象兵冲入明军阵营，大象用脚踩踏、用象牙挑捅明军，大象身上的士兵用长矛刺杀明军，战况的惨烈程度，可见一斑。 当戴寿在成都投降明朝时，他统领的“士马三万”也一起投诚。那些来自云南少数民族的士卒，当然也不可能拍拍衣服站起来回老家，也被聚集在一起等候发落。毕竟，他们也是大夏军队的组成部分。 戴寿蹊跷死后，作为戴寿旧部的降卒，要么被明朝遣散处置，要么远徙到异地他乡。那批云南少数民族士卒，成了以成都为中转站的二次移民，到了山东。 迁徙到山东的大夏旧部，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是从成都出发的。在川籍移民集中的莱州市、招远市等地，川籍移民后裔广为流传的是，先祖是从成都府铁碓臼迁来的。这个铁碓臼，又是怎么回事呢? 成都前卫驻地，就在成都南门附近 在胶东半岛的川籍移民后裔中流传的祖籍地，除四川成都府铁碓臼外，还有奉节县铁碓臼、丰都县铁碓臼、南溪县铁碓臼、绵竹县铁碓臼、隆昌县铁碓臼、峨眉县铁碓臼等说法。 不难看出，无论是哪个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铁碓臼。难道那么多个县都有铁碓臼这个地名吗?又那么凑巧，他们都来自各地叫铁碓臼的地方?从概率学的角度来说，这几乎不可能。 陈世松教授研究认为，在中国的移民史上，大量移民后裔声称祖先来自同一个地方，由此形成了许多讲述祖先的故事。 故事中所称的移民发源地，并不一定是移民的真正祖籍地，大多只是一个重要的移民集合地和出发地。 的确如此，纵观中国史上几次著名的大型移民运动，都有一个显著的地名，如山西洪洞大槐树、苏州阊门、江西瓦屑坝、湖北麻城孝感乡、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等。 因此，这个铁碓臼也应该是一个山东川籍移民的集合地和出发地。那么，铁碓臼到底在哪里呢? 清道光《程氏族谱》中说：“我祖宗海于大明之初永乐时，奉旨自四川成都东门里铁碓臼迁于莱郡掖北，卜居柳林头。” 莱州市南十里堡乡地名志记载：“明初，李姓从四川成都府南关铁碓臼李家迁此建村，取名碓臼李家村。” 招远市蚕庄镇地名志记载说：“明洪武年间，王氏祖由四川成都府华阳县南门外铁碓臼王家，迁至莱州市西广儿头。” 上述3个记载，都说铁碓臼位于成都府华阳县(今属成都锦江区)偏南的一个地方。明初时，在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明太祖实录》中记载，洪武4年九月，明朝在四川境内设置的第一个卫所——成都前卫，就在这里。 成都前卫的具体位置在成都府治南6里，属于华阳县境内，处在成都东城偏南、紧邻南门且与成都东门不远的地方。到了清初，明朝在成都设置的前中右后4个卫所的公署，都被废弃。 设在华阳县的成都前卫公署虽然不复存在了，但建在公署旧址上的前卫街却一直保存了下来。遗憾的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前卫街也从成都地图上消失了。 尽管如此，也没有说明成都前卫与铁碓臼有什么直接联系。从字面上理解，碓臼，就是打米机还没出现前用来舂米的碓窝，一般都是用石料做成，很少有用铁做的。 难道说，成都前卫所在地的地名叫铁碓臼?这种可能性比较小。陈世松教授另辟蹊径地认为，这得把成都前卫驻地的客观环境联系起来解读。 失去人身自由的大夏政权降卒，被集中关押在一个类似集中营的卫所里，成天所见的，不外乎就是军营里的物什。军营里什么东西能给他们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呢? 成都府铁碓臼，真相隐藏在传说中 答案是：明初军队的旌旗。明朝军队非常看重旌旗，军中旌旗名目繁多，旗杆制作也非常讲究。 旗杆一般用木头做成，杆顶用铁制的枪头套上去;杆底大多制作成葫芦形状，目的是便于插旗。有的旗杆还在底端加套一个铁制的“枪头”。这个“枪头”上大下小，呈圆锥形，很像一个微缩版的碓臼。 用这个“枪头”的好处是，行军时，可以把“枪头”卸下来，便于手拿旗子;扎营时，把“枪头”套上，方便插在地上。这样的旗杆，是大夏降卒此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所以给他们的印象非常深刻。 文化水平不高的他们，根据自身生活经历，这种铁“枪头”很容易让他们想起老家舂米时用的碓窝(有可能那时不叫碓窝，叫碓臼)，所以形象地将其称为铁碓臼。甚至有可能私下里就把成都前卫军营称为铁碓臼，就像给人取外号一样。 那些大夏降卒在成都前卫集中生活一段时间后，被遣发到四面八方，有的到了山东胶东半岛。时隔多年后，在山东相对稳定的生活中，他们会时常回忆起在成都前卫军营中所见到的一切，尤其是军营中无处不在的军旗以及那一个个微缩的铁碓臼般的“枪头”。 在给后代子孙讲述那段过去的岁月时，他们会情不自禁地用铁碓臼这个通俗而形象的词语来代指成都前卫所在地。于是，后世子孙在回忆先祖来自何处时，就根据口口相传下来的说法，说成是来自“四川成都府铁碓臼”了。 而潜藏在传说背后的历史真相，随着岁月的流逝，反而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了。就像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后遗症”一样，大家都认为祖先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乡。 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山东的川籍移民后裔在说祖源地时，都要把铁碓臼加上去呢? 陈世松的观点是，在一个众多移民聚居的社会中，不同地区、不同省籍的移民后裔，受到不同的文化心理积淀的影响，在传承祖先记忆、讲述祖先来历时，往往会选择不同的生存策略。 最早进入山东胶东半岛的四川移民家族，凭借迁入时间早、较早融入当地社会，因此能率先在各个领域取得成功，在当地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对他们而言，认同铁碓臼、认同原乡四川，就等于承认其社会地位。 所以，对成都府以外的其他州县的移民后裔来说，把自己的祖籍与成都府华阳县铁碓臼挂上钩，意味着他们对迁入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社会地位最高的移民前辈的附会和认同。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的祖先是从成都前卫以外的卫所出发迁徙到胶东半岛的，他们因为没有办法考证先祖的真正籍贯地而随大流盲从。就像湖广填四川中，都跟着说是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乡。这是一种记忆上的彼此混淆、互相影响的结果。 —————— 明初徙山东掖县 ​金元以来胶东地区灾害频发，战乱不已，土著居民大量死亡或迁徙。明初为防御倭寇，加强海防，在胶东地区建立了众多卫、所陆续地从刚平定的西南地区四川一带迁来大量军籍移民与当地居民通婚并繁衍下来。由于明中期天灾不断，倭患侵扰，大量土著居民渡海移民关外，导致当地土著人口比例下降。剩下的土著姓氏，或为寻求宗族保护加入迁居境内的同姓大族之列；或因"先世失考"，后世讹传附会，从而造成了掖县（今莱州市）居民中明初四川移民后裔的高比例。 在今山东东部的胶东半岛一带县市区，存在很多明代四川移民及其后裔建立的村庄，其中尤以莱州市（明代为掖县）最为集中。本文针对金元以来胶东地区的历史背景，参考正史、别史、方志和笔者征集到的部分族谱，以论证明代四川移民的存在及其在当地人口中占据高比例的原因。 一、明代四川移民何其多 掖县，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渤海湾畔，衣山襟海，号称"三齐之巨镇"。连同其周边地区，清人顾祖禹谓之"内屏青齐，外控辽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夏代境内置过国，为胶东最早的封国。商、西周时属莱国。 周灵王五年（前567）齐灭莱，置夜邑。秦属齐郡之黄县。汉高祖四年（前203年）于境内置掖县，为东莱郡治。西晋、南朝宋、北魏，相继为东莱国、东莱郡、光州治所。 隋、唐为莱州（期间曾一度复为东莱郡治），五代、宋、金、元因之。 明洪武元年（1368）为莱州府治，六年降为莱州，九年复为府治。清沿之，至民国二年（1913)裁府留县，1988年置莱州市。 掖县历史悠久，但现有资料可考的一千多个村庄中，明代之前所建者寥寥，其余多为明代四川移民及其后裔所建。在沙河镇佛台子村，有一株三个成年人手接手才能合围的黑弹树，经专家鉴定树龄约六百年，原产地恰是几千里之外的四川省宝兴县一带。据当地近年的调查统计，境内现辖村庄，明代以前建立者六十四个，明代八百零五个，清代建立的一百八十三个村则多由上述村庄析出。由此算来，明代四川移民的后裔构成了今天当地居民的主干。 以境内的虎头崖镇为例，该镇共八十二个村，很多族谱提到，其始祖系明代自四川迁来。如大刘家村的《刘氏族谱》提到，"余家自明初由蜀迁莱，居掖县城西之大刘家疃"，具体地点则是"始祖自成都迁居掖邑"。 四川移民多来自所谓"成都府铁碓臼"，还有的来自奉节、德阳、鄂都、绵竹、夹江等县，虽然表述方式大多雷同且含混不清，但的确也是四川的地名。如县内望族宿氏始祖宿善甫，"四川嘉定州夹江县人，国初（明初）迁于东莱郡掖县。" 同时，还需注意到，胶东地区有一些历史悠久、分布很广的大家族，最晚到金元时期已经有相当规模，其后裔在当地人口中应该占有一定比例，如文登的丛姓、林姓，荣成乳山的于姓，即墨的田姓，栖霞的隋姓、柳姓、崔姓，黄县的鞠姓，莱阳的姜姓等。于姓早在元代时，即"东齐于氏皆斥山望也"。掖县境内的武官刘氏，"来之远矣，自唐及宋号为望族。" 民国《莱阳县志》曾针对莱阳县明初的"小云南"移民后裔在人口中比例很高的现象提出质疑："居民传说其先世率于明洪武二年迁自云南。然按氏族略，其为唐宋故家、金元遗民仅甘余族。……何以旧家若是之少？新迁如许之多？无论乡僻野老，莫能道其原委，即荐绅世家亦语焉不详。……以氏族论……宋庆历间……所载六十五姓，今可知者四姓已耳，夫此六十一姓者岂尽转徙流离抑或丧乱灭绝？" 言外之意，当时所剩土著漏户绝非极少数，明初留居的土著居民中除大族外，少数漏户为寻求宗族保护，采取联宗修谱的办法加入明初时迁入境内的同姓大族之列也是有可能的。 同样道理，因为掖县当地现存的族谱大多是明清甚至民国所修，绝不排除境内有一部分上述土著姓氏的后裔因为"先世失考"而假托"原籍四川"的情况，这样会造成四川移民所占比例的虚高。因为很多族谱中的"盖闻"、"尝闻"等词汇，所表达的是一种不确定的语气。 二、"洪武二年"一一疑云重重的时间点 上文提到，掖县境内明代四川移民所建村庄居多。巧的是，移民建村的时间多集中在洪武年间，其中又以自称洪武二年（1369）者为最多，以下略举几例。 东南隅翟氏家族：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东莱翟氏族谱》载："余家本四川成都府成都县人也，于大明洪武二年奉旨迁于莱之掖邑。" 西关宋氏家族：据《宋氏家谱》载：其先世原籍四川，"明洪武二年徙居莱州府城西关，隶属西原社二甲。" 西杜家杜氏家族：据乾隆四十三年（1778)《重修杜氏族谱序》载，"掖之有杜氏也，自有明始，洪武初吾始祖思成公自蜀迁莱"；另据咸丰四年（1854)《续修族谱序》载，"余杜氏，洪武二年肇迁于掖。" 下埠程氏家族：据民国五年（1916)《东莱程氏族谱》载："世传原籍河南","南宋之季避乱于蜀","明洪武二年……由四川成都东门里铁礁臼程家东迁山东莱郡，卜居于城西十八里处。" 对于四川移民的迁居时间，上述族谱皆言之凿凿，且众口一词，皆为"洪武二年"。甚至笔者发现，在包括掖县在内的胶东一带，除四川移民外，无论是山西移民，还是一大批"小云南"移民，多称"明初"、"洪武初"、"洪武二年"，与掖县的四川移民时间惊人的相似。 不过，据《明史》记载，直到洪武四年(1371）明将傅友德"下成都，四川平"，四川才纳入明朝版图。此前，四川仍在夏政权明玉珍之子明昇统治之下，明王朝的诏令根本无法对四川产生效力，怎么可能会有四川居民"奉旨迁莱"的举动呢？ 清初邑人毛贽所撰《识小录》曾提到："掖自金元兵燹后，土著者少，惟武官刘氏、坊北程氏、军寨吕氏、王西王氏七、八姓。余多成都人，永乐间所迁徙之小民也。"这里提到的移民时间与广泛传闻的"洪武二年"不同，而是"永乐间"，且境内也确有部分族谱能与之相印证，以下亦略举两例。 东南隅林氏家族：据《东莱林氏支谱》载："东莱林氏，原籍四川成都府成都县西门里槐树底下，明永乐中，一世祖讳山奉旨迁莱，遂为掖人。" 柳林头程氏家族：据清道光十九年（1839)《程氏家谱》载："我祖宗海于大明之初永乐时奉旨自四川成都东门里铁碓臼迁于莱郡掖北，卜居柳林头。" 上述两条材料提到的时间便是永乐年间，地点也是"四川成都"。笔者程皓认为，鉴于洪武四年(1371）明廷才平定四川一事，从逻辑上看，洪武四年之后到永乐年间前后一段时间，才是符合常理的大规模移民的时间。例如：清同治十年平里店《徐氏东支家谱》叙：徐姓人氏非止一族一支，原所由来相传为四川人氏，又传为井砚县人氏。当曰莱东之地，遇毛贵之乱，人民散亡，仅有土地而无人民。永乐年间迁小民，以实之余先祖自西东迁，相传有数支俱失考证。该谱称：徐延真、徐志真兄弟二人始居掖极北近海徐家渔场，明永乐时其玄孙徐元素因避海贼毛贵之乱，携子徐洞辅、徐洞经迁至万岁河畔一处金塚埠有曰：平里驿。明嘉靖初时数传六世徐德宪，生子徐文魁，成为洼徐村始祖，因此徐文魁携家室子徐凤及孙徐天赐，于明中期迁王河东岸有地势较低洼卜居洼子徐家。如此推算时间应在"嘉靖二年"前后还差不多，认为徐家先祖应该是嘉靖二年迁来。等等。 三、移民原因何在？ （一）宋金元明之际战乱 入宋以来，胶东地区一直战乱不止，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严重波及胶东。金代杨安儿"红袄军"于贞佑二年（1214）先后攻克莱州、登州（今山东蓬莱），并在莱州建立政权，金廷派大军才镇压下去。蒙金战争又接踵而来，天兴二年十二月（1234年1月）蒙古军队占领莱州。这一时期胶东各地土著居民十不存一，原有六万余户、人口一向稠密的宁海州，"至金末大乱，人民死亡殆尽，元初宁海两县，只有五千余户"，以至于当地居民"多系元明后新迁来者"。一场战争下来，幸存者竟然只有原来的十二分之一，足见人口损失之惨重。元中统三年（1253）李擅叛乱，"分兵掠益都、莱州"，又引发了莱州一带的一场兵燹。 元朝统一全国后，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残酷的民族压迫和疯狂的经济掠夺，造成北方地区人口增长缓慢。元末"红巾军"曾派东路北伐军经海道进军山东半岛，先后攻克胶州、莱州。因此红巾军毛贵和元军元将刘哈刺不花在山东展开长达四年的拉锯战，人民流徙，社会动荡。如：同治十年平里店《徐氏东支家谱》叙：徐姓人氏非止一族一支，原所由来相传为四川人氏，又传为井砚县人氏。当曰莱东之地，遇毛贵之乱，人民散亡，仅有土地而无人民。永乐年间迁小民以实之，余先祖自西东迁，相传有数支俱失考证。惟余先祖始居掖极东北，近海有徐家渔场（王徐寨一带），因避海贼之难，迁于王河西平里店，东南有遗迹徐家小石庙为记。因河东有田产，又迁于河东，遂居洼子徐家村。 毛贵（？～1359年）是元末红巾军刘福通部将领。原为赵均用部将，转战于淮北各地。至正十七年（龙凤三年，1357年）春，由海州（今江苏省连云港市）入海，连克胶州，莱州（今山东省掖县），继由海道攻入益都（今青州市）。夏季刘福通分三路北伐，他率东路军，次年克青州、沧州、长芦、济南等地。立宾兴院，选用元朝故官吏，兴办屯田，规定官民田十征其二，以充军需。小明王命为益都行省平章。十八年初，克蓟州（治今 天津市蓟县），前锋一度抵柳林（今北京市通县），元都大震。旋被元将刘哈刺不花等击败，退回山东。十九年，淮安赵均用退入山东，毛贵被赵均用所杀。 进入明初又有所谓"靖难之役"（民间俗称"永乐扫北")。此役中，燕军的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山东作为主战场，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这是造成山东各地人烟稀少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永乐移民的一个原因之一。 （二）金元以来自然灾害频发 据《元史》记载，元末山东仅大规模的水、旱灾便有19次，或漂没民庐，或禾不入地，旱涝之年，蝗灾频至。至正十九年（1359）冀、鲁等地"民食蝗，人相食。"同时，瘟疫又多次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流行，各地"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 金元以来至明初，掖县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十分严重：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山东连岁旱蝗，沂、密、莱、莒、潍五州尤甚。"；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正月甲戌，"淄莱大水"；至元七年（1270）三月戊午，"益都、登、莱蝗、旱"；八年（1271）六月"淄莱……诸州县蝗"；成宗大德五年（1301),登州、莱州等州大水;顺帝至正二十二年（1352）七月，"掖县好蛎（即黏虫）生，害稼"。各种自然灾害，势必造成当地居民大量死亡或者流徙，这就为移民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三）明初卫所制度与军屯移民 明初，云贵高原仍为元朝残余势力所占据，屡招不降，明于洪武十四年（1381）命大将傅友德为征南将军，率军击溃元军，此即"乌撒之战"，大军进驻后即展开军屯，范围遍及云、贵、川。 为巩固边防，安定社会，明创建了卫所制度，实行军屯制，寓兵于农，守屯结合，以屯养兵。针对"倭寇山东滨海郡县"，明廷按照"跨县设所，连府设卫"的原则，在山东设立了济南卫、莱州卫、安东卫、鳌山卫、灵山卫、大嵩卫、靖海卫、宁海卫、成山卫、威海卫等卫，下面还有众多千户所、百户所、屯兵把守。 莱州府周边"罗山亘其东，潍水阻其西，神山距其南，渤海枕其北","形势为东邦之冠"。而掖县作为府治，"走青登两郡之冲，雄跨七邑而掖其首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洪武三年（1370）设莱州卫，"在府治东南"下设五个千户所。 为充实沿海地区卫所： ①明政府从乌撒卫一带即今云南、四川等地迁来大批军户，实行军屯仅莱州府南部的即墨一县，明代建卫所、军屯而迁入的人口就达7万多人。著名学者曹树基先生认为胶东地区军籍移民相当多，称这种现象为"胶东半岛上的军人世界"。 ②来自西南地区的移民属于军户迁移，按照明代的军屯制度，每个军人受田，发给耕牛、农具，并可以带家属、子女住在卫所。 明代军户是世袭的，不能脱离军籍，被移来的军户就成了常住居民。 掖城赵氏家族在明代因为出了吏部尚书赵焕、学者赵士喆等，而在当地闻名。其始祖赵守义就是因为"明初任金州卫经历，以防御海寇，功擢立事，因家东莱"，而其祖籍则是"四川成都府红花市内"。 天灾人祸发生后，即便在"安土重迁"的古代，百姓也会四处逃难，可怎会鬼使神差般地选择同样一个方向呢？更何况是几千里之外的渤海之滨？如果不是政府有组织地迁移军户，单纯对普通百姓进行万里移民，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四、明中期土著人口锐减更凸显了移民所占比例 在史籍中，有洪武末期莱州府居民被朝廷迁往东昌府（今山东聊城一带）的记载，原因是因为到了此时莱州府二州五县人口又相对较多了。 洪武二十五年（1392）二月，"监察御史张式奏徙山东登莱二府贫民无恒产者五千六百三十五户就耕于东昌。"三年后，山东布政司向朝廷请求："青、兖、济南、登、莱五府，民稠地狭；东昌则地广民​稀。虽尝迁闲民以实之，而地之荒闲者尚多。乞令五府之民，五丁以上田不及一项、十丁以上田不及二项、十五丁以上田不及三顷并小民无田耕种者，皆令分丁就东昌开垦闲田，庶国无游民，地无旷土，而民食可足也。"最后，"上可其奏，命户部行之。"七月，"山东布政使杨镛奏：青、兖、登、莱、济南五府民五丁以上及小民无田可耕者，起赴东昌编籍屯种，凡一千五十一户，四千六百六十六口。"这说明一个问题，在洪武末期莱州府的人口与山东西部地区相比已经是"地狭人众"。显然，这是由于此前大批四川移民陆续迁入造成的。 尽管有大量移民迁入，但整个明代前、中期，见于记载的登、莱二府土著人口锐减却一直是相当明显的。《掖县志》载："宪宗成化六年(1470）大饥；八年（1472）大饥，人相食。" 弘治年间（1488--1505)，登、莱地区的土地抛荒和人口外流已十分严重。南京右御史何塘描述道："山东登、莱等处，荒田弥望……久荒之处，人稀地僻，新集之民，既无室庐可居，又无亲戚可依，又无农具种子可用……"至于沿海地带，时人王世贞在《议防倭上傅中丞》中更指出："倭诚可忧，忧不在山东也，青、登、莱，沿海也，皆瘠卤，数十里无人烟，不足中倭欲也。"青、登、莱等府沿海人口之稀少已经到了对倭寇没有吸引力的地步。 到了正德、嘉靖年间，"大饥"、"人相食"、"大水"、"大旱"、"地震"的字样充斥于史志，足见明中期灾荒之频繁。与此同时，"自畿辅迄江、淮、楚、蜀盗贼杀官吏，山东尤甚，至破九十余城，道路梗绝"，其中刘宠、刘宸所部十万人于正德六年（1511）二月攻破莱州城，杀死莱州卫指挥使，加之倭寇的侵扰不止，土著居民遂大规模外徙。 洪武二十四年（1391）莱州府辖区二州五县的在籍人口共76万，登州府辖区一州七县的在籍人口共73万，可到嘉靖五年（1526)一百多年间，莱州府的人口仅增加了16%，而登州府的人口反而又减少了39%。 曹树基先生即指出，这时期登、莱二府人口减少，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土著居民大批越海迁入辽东半岛所致。 结语 综上所述，明初政府陆续平定西南地区之后，考虑到胶东人口稀少与沿海地区的倭患，从四川、云南一带向胶东莱州府一带新设的卫、所迁移军户驻防屯种，北方罕见的600多年树龄的黑弹树在掖县的出现就是600多年前四川移民存在的明证。当然，在迁移的时间上，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较长的时间段，从洪武四年之后一直到明中后期，其中尤以洪武、永乐之际为集中，清一色的"洪武二年"表述并不准确。 这些军籍移民来到后在当地屯种与土著居民杂居、通婚。由于灾荒、倭患等原因，土著居民大量渡海移民关外，而军籍世袭、军户后裔不便外移，因此土著人口的下降，恰恰凸现了军籍移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剩下的土著姓氏，或为寻求宗族保护，加入迁居境内的同姓大族之列，联宗修谱，共叙辈分，久而久之，以假乱真；或因"先世失考"，后世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讹传附会，从而造成了掖县居民中明代四川移民后裔的高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