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坛拓荒牛之死

拥有三十年历史的深圳足球队，最终还是倒在了寒冬。2024年1月22日，深圳市足球俱乐部发布声明，俱乐部因未能通过2024赛季职业联赛准入，将无法继续征战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深足迎来了解散的最终命运。 纵观深足多年发展历程，“改革”二字如同与生俱来的基因密码烙印在身体里一般，不显山不露水，而总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发挥作用。深足曾经的辉煌不仅是中超元年冠军、亚冠四强等这些竞技成绩，在几个关键历史节点上展现出来的改革决心、试错勇气和灵活智慧，也在另一个侧面展示着“深圳精神”。 而如今，一纸声明的背后，是二十个月的欠薪，八十多亿元的实际债务，以及一个已经落幕的时代。 深足“生于”1994年1月26日，却是孕育自1992年召开的“红山口会议”。 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当时深圳作为中国足协指定的12个足球改革试点城市之一，筹备成立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工作早已进入倒计时阶段。 时任深圳市体育发展中心主任的容志行正焦急等待着欧洲传回来的声音——深足究竟采用“股份制”还是“会员制”，他这个昔日的“亚洲球王”也没了主意。 当时容志行主持成立的深足筹建小组，包括刘洽壬、郭尚标、李少辉等人。其中刘洽壬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作为全国12个足球改革试点城市的代表之一，于1993年夏天飞赴欧洲考察职业足球。 考察期间，荷兰与丹麦的会员制足球俱乐部模式让刘洽壬眼前一亮。 “我们参观了埃因霍温等俱乐部，发现会员制值得借鉴。埃因霍温当时有十几个常任会员，都是很有实力的财团。他们每年支付一笔会员费，足够俱乐部的开支。”刘洽壬说，“会员制有利于俱乐部的稳定，不会因为更换了老板，就影响了资金来源。” 的确，“资金来源”是当时困扰容志行等人最大的难题。据刘洽壬回忆，按照最初的设想，深足是要采用中外合资股份制模式，可这在资金来源、管理模式等方面存在诸多挑战。欧洲考察回来后，经过大家的研究，最终决定采用会员制。 所谓“会员制俱乐部”，即会员通过每年缴纳一定的年费换取诸如俱乐部季票、活动参与权、小礼品等福利，同时还可以获得对俱乐部重大事项的表决权，如对俱乐部管理层选举的投票权。不同于股份制俱乐部，会员制俱乐部的拥有者是全体会员；俱乐部不会被某集团或私人所垄断；管理层也不能对俱乐部事务独断专行，他们只是履行任期内的职责。 在容志行等人的努力下，深圳市政府办公厅于1993年11月15日正式批复并同意成立深圳市足球俱乐部。1994年1月26日深圳市足球俱乐部正式成立，成为全国首家试水会员制的职业足球俱乐部。 在这两个多月时间里，深足的会员招募工作比较顺利。 团体常任会员方面，香港中建集团有限公司三年总共投入300万元，宝安金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诺三年投入110万元。深圳龙的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广州南沙浩业疏浚工程公司，三年共投入100万元。深圳四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郑铁实业发展公司都是三年总投入90万元。 还有许多团体会员，如招商局蛇口通讯公司、深圳卷烟厂、东莞市江陵冷气安装工程公司、天时印刷有限公司、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等。天时印刷有限公司的三年会费是15万元，剩下几家企业的三年会费是9万元。 个人会员也非常踊跃，其中有12名个人会员均支付了3万元的三年会费。这些被载入史册的会员是马决、金伟、匙艳明、温义新、张天生、陈启辉、沈雨、彭海科、陈武、梁田托、戴仲伯、陈岱鹏。 深足挂牌成立后，还新添了少量的常任会员与个人会员。 球队在成立之初的目标是“国内领先、亚洲一流、世界知名”。 那时，深圳队球员朱波此前在八一队的工资标准本来是每月数百元，到了深足工资一下子涨到了3000元/月，还不包括比赛奖金。所以中国足球圈流传开了“踢乙级的深圳队，球员工资待遇比当时的甲A球队都高”！ 而“容老板”容志行，历任深圳市体委主任、体育发展中心主任、体育局局长，当时的工资也才几百元。 在朱波、江洪、纪捷等球员的努力下，深足三年完成乙级、甲B、甲A“三级跳”，创造了职业足球领域的“深圳速度”。 一度升上顶级联赛后，深足发现，仅仅依靠会员们的会费，已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 时任俱乐部常务副主任的曾国强回忆：“1994年，380万元够花了；1995年，会员的会费有点缺口，深圳特区报社出50万元购买了胸前广告，补上了；1996年会费加招商不到800万元，找市体委借了200万，也算勉强持平，但已经很拮据。” 当时大家就深足的发展已经达成共识——会员制只是一种探索和过渡，它解决了创立之初的燃眉之急，时间长了却也觉得财力吃紧。 容志行将俱乐部遇到的困难向时任市委副书记李容根汇报，没想到李容根很快就为俱乐部找到了出路——平安保险接手。 1997年，平安保险以3900万元的价钱入主深足，最初的“会员制”圆满画上句号。据容志行回忆，平安入主后，俱乐部给每个会员都退了会费，还回报了最高40%的利润，所有会员都无怨言，有人甚至说早知道就投个几千万…… 这其中还有一个插曲，据说当时平安最早定下的收购金额是3800万元，结果董事长马明哲拍板：“因为容志行，我们多付100万元！” 从此，深足进入了完全市场化的时代。1997赛季，球队更名为“深圳平安队”，以甲B联赛亚军身份重新升入甲A。 1998赛季中途，深足聘请刚刚率韩国队出战法国世界杯的车范根担任主教练，开中国俱乐部聘请世界名帅之先河，引起轰动。 同年，国脚谢峰转会深圳平安队。谢峰当时在深圳签的合同规定薪水是两年310万元，这在当时可是惊人的数字。据说后来谢峰最后悔的事，是当年没买下自己在百花社区租住的房子：“那个房子有110多平方米，2000年时房东说你干脆买了得了，才50多万。但我还是没买，现在好像那房子得1000多万了吧……” 投资足球的平安保险则做了一笔超级划算的生意。据知情人士的说法，平安保险从1997年初以3900万元收购俱乐部开始算起，每年为俱乐部投入约4000万元，6年时间，累计投入近3个亿资金。而平安保险1988年成立时，注册资本为4200万元；1997年初完成股份制改革，注册资本为15亿元；2003年初集团化，注册资本增加到24.7亿元；2004年在香港上市，年营业收入已经近700亿元…… 6年间，深圳平安队在强大资金和现代化管理的支持下，成绩稳步提高。1997赛季获得甲B亚军，1998赛季重返甲A并惊险保级，1999赛季排名甲A第十二名，2000年甲A第九，2001年甲A第五，2002赛季在获得半程冠军的大好形势下最终屈居甲A亚军。 平安因为什么原因要退出深足，是“六君子事件”还是“违反《保险法》”还是“影响香港上市”，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给深足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和影响。 年仅28岁的神秘商人张海在2003年初，以浙国投名义“闪电收购”健力宝，亲自担任董事长兼总裁，媒体称他“亮出轻狂的资本面孔”。 一个下午，已经是球队主教练的朱广沪把正在训练的球员叫到一起，他说：“大家都看了报纸，健力宝收购了这支球队……” 当时的“健力宝”已经不是朱广沪、李玮锋们当年去巴西时候所了解的“健力宝”。 据平安时代的俱乐部董事长孙建一回忆，2003年张海在俱乐部董事会给他留了一个董事的位子。开董事会的时候，孙建一看到了一张工资单，发现几名主力队员的年薪翻了番，有的税后薪酬高达500万元。有一次，孙建一还看到张海拎着一两百万元现金到更衣室。“这太随意了！”孙建一感叹。 张海的深圳健力宝队坐拥七大国脚，一时风光丝毫不逊后来的广州恒大。 高楼背后有阴影，霓虹灯下有血泪。谁能想到，仅过了一年，2004赛季开始后，健力宝集团资金链断裂，张海逐渐淡出，俱乐部开始出现欠薪……从那以后，随着俱乐部股权变换，前海集众金控、广泰源、红钻集团、鸿鹄集团……这些如今早已消失于公众视野的企业名字纷乱闪现，过程中夹杂着阴谋与黑幕，腐败与暴力，深足成了国内足坛负面新闻的垃圾桶。在那之后，北辽宁、南深圳，两支离不开欠薪这个话题的球队作为不职业的典型屡屡出现在球迷们的谈资之中。 从那时开始，“欠薪”这两个字就如同冥顽的幽灵般与深圳职业足球如影随形，一天也没有离开过。 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改革”这两个字就如同决绝的恋人般与深圳职业足球分道扬镳，一天也没有回来过。 2004年11月24日这一天，或许是改革的最后一笔“分红”，或许是深足这艘巨轮的惯性使然，朱广沪和他的弟子们被欠薪8个月之后，大胜上海申花，在金甲和鲜花的簇拥下，捧起中超元年冠军奖杯。 2004年，深足中超夺冠。 “深足生于1月26日，死于11月24日”，这样的说法，对于那些后来经历7年保级、7年冲超悲欢故事的人来说并不公道。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那与生俱来、让深圳足球人无比骄傲和自豪的“改革”基因，在2004年11月24日的巅峰过后，似已悄然消失。 2005年，深圳队在亚足联冠军联赛一举杀进最后四强，但半决赛两回合总比分0比6败给了艾因队而无缘决赛。 由于俱乐部资金紧张，经营不善，球队财政状况糟糕，再加上在队中地位颇高的主教练朱广沪被中国足协选中，离开球队担当国家队主教练，引致队内一批实力选手出走，球队实力大受影响，在中超联赛26场比赛只有4场赢球，在14支球队中仅列第12名，成为中国足球职业化12年来成绩最差的卫冕冠军。 尽管有种种困难，球队仍获得中超杯亚军及亚洲冠军联赛季军。同年11月，广东健力宝集团转让深足90%的股权给汇中天桓财团，并继续拥有深足的10%股权。此后，深足的股东多次发生变动，最终由与澳门赌场有关联的“港商”杨塞新成为大股东。11月30日，深足进入“杨塞新时代”，杨塞新的深圳市新泰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掌握了深足90%的股权。 2007年，球队获一家广州企业赞助，俱乐部更名为深圳香雪上清饮足球俱乐部，并根据赞助商的要求将其中五场中超赛事移师到广州进行，但实际上只将两场中超搬到广州的广东省人民体育场进行，时任主教练的张军率年轻球员以薄弱的阵容获得联赛第十四名，成功保级。但赛季结束后，对球队成绩和表现极度不满的投资人杨塞新宣布出让球队。 2008年，在赛季开始前，球队几乎面临解散的危局，最终通过深圳足协托管而保留下来。幸运的是，得益于武汉光谷退赛，并凭借当赛季并列联赛金靴安哥拉外援约翰森和老将宋黎辉后半程的爆发，深圳队艰难地在中超再度保级成功。该赛季结束后，自球队建队后便一直使用的笔架山基地，由于要改造成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训练场馆，被拆除重建，球队不得不搬离原来的基地，开始了没有固定训练基地的流浪时期。 2009年，广东健力宝集团持有的深足10%股权成功转让，“健力宝”完全退出俱乐部。在此情况下，俱乐部积极发起自救。9月23日，由俱乐部股东发起成立的红钻公司冠名球队为深圳红钻足球队，并且成为第一支尝试实现自创品牌、自主经营、自我冠名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当赛季因“撞衫门”而被中国足协倒扣联赛积分3分，球队在联赛最后10轮取得6胜4平的不败战绩，完成保级。 2011年，因要让路大运会，球队要将大部分主场比赛迁到惠州和博罗体育中心进行，球队经常要在惠州和深圳两个城市往返，最终球队由于战绩不佳降级。 俱乐部从2009年就拖欠球员和工作人员的工资，当时老板万宏伟安抚球员的惯用话术是“为梦想奋斗”。奋斗了2年，梦想终究破碎，深足连续14年征战顶级联赛的光荣历史憾遭终结。 深圳职业足坛波诡云谲，这让喜欢足球的深圳市民操碎了心。深圳足坛能否注入新的生力军，展现特区足球的阳光面貌？2012年1月12日下午，数十位各家代表应邀来到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参加学术研讨会，探索深圳市成立会员制足球俱乐部的可能性。 李剑是深圳球迷会第一任会长，他在发言时说：“我在20多年前来深圳读中学，见证了足球成为凝聚五湖四海移民的最佳途径。深圳足球俱乐部在1994年搞会员制，我当时也在成立现场。我认为，当时的最大教训是会员的覆盖面比较狭窄，会员只有100多人，会费是3万元，不能覆盖各个阶层的市民，‘会员制’只是一个噱头。巴塞罗那的会员有18万，从小学生到老年人都应有尽有。我的女儿今年4岁，受我影响也喜欢足球，可是哪家俱乐部能招收她为会员？其次，一定要把会员制俱乐部的制度制定好，不能出现太大的偏差。否则，就有可能出现某些俱乐部负责人牟利之后撤退的情况。” 杨新发也是资深的深圳球迷，他在发言时建议说：“假如深圳市能够打造一支形象健康、成绩良好的职业足球队，就是很多深圳人的精神家园，符合全市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也就称得上是公益。假如选择会员制，有可能打造开放的俱乐部，俱乐部管理层只是会员的雇员。但是，西班牙的很多会员制俱乐部最后都成了股份制俱乐部，原因在于一些城市的资源有限，或者是制度不健康。会员制俱乐部的章程最重要，必须在细则上考虑多方因素，善之又善，还要建立退出机制、监督机制和评价机制，避免出现动荡。” 深圳会员制职业足球俱乐部发起人、团队负责人姚刚，曾经担任深圳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他也曾经担任深圳球迷会第三任会长。姚刚介绍说，发起人团队已就下一步的工作拟定了时间表：“我们已经开始了公益理念兴办深圳会员制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努力。目前，我们的团队正在搜集西甲的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毕尔巴鄂竞技和奥萨苏纳的会员制俱乐部章程，为下一步的工作制定行动基础。关于这几支西甲会员制俱乐部章程的研究，将在今年3月之前完成。随后，我们预计在萨马兰奇基金会的牵线之下，前往西班牙考察会员制俱乐部的运作模式，为研究如何成立会员制俱乐部打下坚实的基础。” 重拾会员制的提议只是如一阵风吹向水面，涟漪过后，提议石沉大海，再无进展。 在这种状况下，深足通过卖血换钱的方式，以多名主力的离队为代价，换来了聊胜于无的一点资金。一位曾效力深圳队的球员回忆，有一天下午球员因为欠薪罢训，没有通知他，结果他拿着装备到了训练场才知道当天没有人训练了。 2014年7月15日，足协杯深圳红钻主场对阵山东鲁能的比赛赛前，矛盾终于达到了顶峰。双方球员进场后，先进行了握手。然后，深足队员没有很快投入比赛，而是走到场边拉起了横幅，抗议欠薪。从深足传出的消息称，进入2014赛季后，深足球员只领到了一个月的薪水。早在4月份的时候，深足球员就曾经集体在微博上发起过“讨薪运动”。而在这场比赛开打之前，俱乐部曾承诺说，他们会在7月11日先给队员们发一部分薪水，然后等到8月31日前再补发所有的欠薪。谁知到了11日那天，球员们还是一分钱没见。无奈之下，深足球员一度想拒绝参加15日的比赛。后来，在俱乐部给球员们打了盖有公章的欠条之后，大家这才回心转意。在当值主裁判吹响开场哨后，深足球员集体转向背对着鲁能球员，用这种“消极抵抗”的方式抗议俱乐部的欠薪行为。在呆站了30秒后，深足球员这才开始触球。惨败的背后，是深足内部长期存在的问题，球员和主教练一直在抗议，但一直都没能解决。 7月18日，中国足协针对深圳红钻欠薪事件成立的工作组前往俱乐部调研，球员教练组和俱乐部管理层都分别被约谈，不过对于事情的解决，依然没有肯定的答复。 7月28日，部分球员到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院递交了仲裁申请表、欠薪白条、劳动合同和身份证等资料，而有不少球员携带的材料并不齐全，在材料补齐后才递交申请。劳动仲裁部门正式受理了球员们的申请。 10月24日，俱乐部向8名仲裁胜诉球员补齐了全部的欠薪，双方随即签署了《调解协议书》。而对于另一部分放弃仲裁申请的队员们而言，他们的薪水依旧处于被拖欠的状态。 2016年，佳兆业集团冠名球队，队名更改为深圳佳兆业队。财大气粗的佳兆业用一笔笔的引援昭示着自己的雄心，最终于2018年冲超成功。当时正是国内房地产黄金年代的高峰，中超、中甲俱乐部几乎被各路房地产开发商“一网打尽”，佳兆业为此也是几经波折。入主之后，佳兆业一手抓联赛，一手抓青训，倾力打造的“职业足球+校园足球”模式，一时为人称道。 然而，俱乐部的商业开发商却雷声大雨点小，球队始终走不出靠大股东“输血”养活的困局。 当年开拓进取的一腔热血，在金元足球军备竞赛的大环境下，终究是败给了现实。 竞技体育是残酷的。重回中超的首个赛季，深圳佳兆业仅排名第15，降级至中甲。因天津天海足球俱乐部退出职业联赛，深圳佳兆业足球俱乐部成功递补2020赛季中超联赛。 逃过一劫的深圳佳兆业决定换个活法。在接下来的两个赛季，深圳佳兆业在转会市场上一掷千金，其中不乏国脚级球员，此外还签下香港小将戴伟浚——这名球员后来成为历史上首位入选国足大名单的前港澳台球员，在2021赛季深圳佳兆业更是拿下了当转会窗口的标王金特罗。2021赛季中期中超联赛陷入低迷，唯独深圳佳兆业大打“逆风球”，比广州恒大“更新换代”还要狠。在大面积欠薪的背景下，深圳一度是仅有3支不欠薪的球队之一。2021年11月之前，薪资正常发放，政府年度补贴提前发放给俱乐部，球队运营正常。 然而11 月 3 日下午，风云突变。有网友在社交平台爆料称，佳兆业理财产品逾期。11 月 4 日上午 8 时，部分理财产品的投资者聚集在佳兆业的办公地深圳嘉里中心寻求兑付方案，随后，交流场地转移至友谊酒店。现场涉及近千名投资人，投资人多为佳兆业业主，理财产品总金额约 127 亿元。佳兆业行政总裁麦帆现场确认，过去一年，佳兆业在经营上确实遇到困难，之前一直坚持完成对金融机构、合作方、财富产品的兑付，不过从 10 月 29 日开始，佳兆业遭遇了 “阶段性的难以为继”，因此无法给投资者兑付应有的本息。佳兆业集团董事局主席郭英成也与现场投资人音频连线表示，现在自己因为身体原因在医院，但佳兆业是负责任的公司，请投资人相信佳兆业有能力和办法还钱，希望大家稳定下来，给佳兆业时间，佳兆业会尽快给出方案。 整个行业经历剧变，巨头纷纷爆雷，资本撤离自然也是意料之中。只是没想到潮水退去得如此之快，并且，短期内似乎也难看到新一波潮水涌上来。 佳兆业出现财政危机之初，深圳市就成立了“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深圳市长兼任，成员单位包括发展改革委、教育局、财政局、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等近十个单位。深圳市还对职业体育俱乐部有明确的补贴政策，在足球方面，中乙的补贴是每年500万元，中甲2000万元，中超3500万元。近几年，深足主场所在的龙岗区也每年给予补贴2500万元。加上商业赞助等，深足每年的运营经费大约有7000万～8000万元。这笔钱不用于发工资的话，可以说是充裕的，一旦用于令人咋舌的球员工资，就成了杯水车薪。 同年年底，深足出现欠薪。事实上，从2021年年底到解散，佳兆业再也没有向球队投过一分钱。 在佳兆业彻底“断供”之后，深圳市相关部门出面，拉来国企巨头、也是世界500强的深投控和另两家本土企业。为深足凑的“救济粮”，帮其勉强熬过了2022赛季。深圳相关方面原本还希望通过股改，让深投控正式成为深足的新东家，但谈判中佳兆业抛出一笔高达35亿元的深足“借款”，死活不松口。深投控当然不愿意当这个“冤大头”，于是股改之事陷入僵局。在丁勇和多名球员涉案被带走后，深足更是成了烫手山芋，原本计划中的一笔赞助也告黄。只靠政府补贴和赞助款，已经完全解决不了深足巨大的资金需求。 整个2022年，深足只给球员发了4个月的工资，而这全靠深投控、康佳、腾讯基金会这三家的赞助款+政府补贴+中超分红这三项资金维持着。 2023赛季开始前，原本因上赛季欠薪问题尚未解决而不能参赛的深足，在足协的“法外开恩”下通过了资格审核。对于有些球队而言，这是一个东山再起的时机，而对于深足而言，这仅仅意味着多获得了一年苟延残喘的时间，待到赛季结束，能做的只有拔管。与此同时，尽管队内有球员重新签订了大幅降薪的合同，但深足依然无力支付。 据媒体报道，深足曾与球员协商了4个清欠的时间节点，但几乎无一完全兑现。其间深足队员曾提出用母公司佳兆业集团在广州和深圳开发的商品房冲抵被拖欠的工资，未获俱乐部回应。在日复一日的失望之中，主力队员纷纷通过仲裁离开，外援则以有伤为由拒绝出战。深足只能不断从梯队补人，球队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小，成绩也越来越差，联赛排名直冲榜尾。不过，从运营角度，这倒是为深足大幅降低了薪资负担——虽然只是账面上的。 深足球员第一次领到工资是在7月份。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那天突然收到发钱的通知，队员们纷纷迫不及待地查看短信。虽然只补发了两个月的工资，但不少人已激动得热泪盈眶。 那次补发工资的来源并非深足自筹，而是中超公司上赛季的分红。当时不只深足，另几家欠薪严重的俱乐部也用这笔分红给自己的球员发了工资。 7月中旬，深圳市体育局相关人员曾给球队开了一个会，宣布出自赞助款的工资发放不和球队成绩挂钩，算是略安军心。但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给球员发工资，体育局也没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一个月后的8月份，第二笔补发工资不期而至。这让深足球员有些喜出望外，心想俱乐部是不是快要脱困，接下来能加快拿到被拖欠的薪水了。在此期待下，外界看到，球员们的场上拼劲都增强了。 然而，球员们的预期落空了。虽然之后的9月上旬又补发了一次工资，但依然金额很少。至此，有人领到了3个月左右的工资，有的不足3个月。球队的成绩也像球员的心情一样，一直沉在谷底，直到赛季结束，以创下多项队史最差成绩纪录的方式快速坠落。 对中超深圳佳兆业队的每一个人来说，从来没有哪场比赛像2023年11月4日的主场比赛那样，既盼着它早点结束，又害怕它结束。 该来的终究会来。随着终场哨响，曾经的中超元年冠军深圳队以一场失利告别了中超2023赛季。当广播里《真心英雄》的歌声响起，深圳队员有的瘫坐在地，有的四顾茫然，个个失魂落魄。 同样的歌声一周前在成都就听过了。那天，深圳队毫无悬念地客场不敌成都蓉城，提前两轮预定了降级的命运。许多深足队员的眼泪，早已洒落在遥远的客场。 这一次，深圳队终于积重难返，彻底给自己的历史画上句号。 4年前深足同样面临降级之时，当赛季深足最后一个主场球迷在看台上打出标语：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不能没有中超。 现在，连代表深圳职业足球历史的俱乐部都没了。 贵为中超元年冠军，又身在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深足的命运为何如此跌宕？这除了因为移民城市普遍缺乏足球地域向心力的原因，也跟当地商界对足球普遍兴趣寡淡有关。 1994年成立的深圳足球俱乐部，最早的投资方是中国平安。作为深圳本土诞生的世界500强金融巨头，后者连续冠名中超联赛数年。此外，自2016年起，中国平安年均为中国足球提供保险保障额度超过四十亿元。 2018年以来，深足先后与20多家企业达成合作，成立了国内首个足球商业品牌联盟——深足品牌家族汇。这些企业涵盖了与足球相关的青训产品、草坪养护、球衣、球星卡、运动保险、功能饮料等行业，也包括跨界合作的家电、商务出行、航运、餐饮、茶叶、物业、高级定制服装、酒业、腕表、生物技术等领域。看起来一呼百应，实则像在五星级大酒店摆酒请客，来宾却多随的是三五十块钱的礼。以重回中超的首个赛季2019赛季来说，当年深足的总收入为1.25亿元，其中商业赞助换算成现金才1800万元出头，还不到深圳市、龙岗区两级政府合并补助金额6000万元的三分之一。 深圳虽然大型国企不多，但不乏华为、腾讯、比亚迪这样的民企巨头，然而它们几乎从未表现出对深圳足球的兴趣。唯一有兴趣并且有渊源的中国平安，最终也转身把真金白银投向了中超联赛官方。所以在这些年真正大手笔投了钱的佳兆业难以为继之后，硬是找不到愿意接盘的“白武士”。 资本冷场本质上还是因为目前投资中国足球不能带来预期的回报，无论是“名”上的回报，还是“利”上的回报。“名”的角度不难理解，即名声和知名度。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职业足球观众众多，球迷黏性高，政府和民间都十分重视。对于投资方来说，旗下球队面貌积极、成绩良好的话，可以带来巨大的声誉价值。然而，近几年全国层面的职业足球在层出不穷的丑闻和持续下滑的成绩双重损害下，可谓声名狼藉。这自然令许多潜在的投资方望而却步。至于“利”，即创造经济效益的能力，更是中国足球始终未能取得突破的短板。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职业足球顶级联赛从1994年甲A时代开始以来，就几乎没有产生过真正盈利的俱乐部。深足不是唯一欠薪的中超俱乐部，也不是第一个走向崩盘的，在它身前，早已躺下大连实德、辽宁宏运、江苏苏宁等一长串名字。 2019年是“金元足球”的退潮之年，中超推出了大幅限薪政策。这一年据中国足协公开数据，中超俱乐部平均薪金支出达11.779亿元，尚不包括其他运营投入。当年各俱乐部的收入情况如何？以创收能力最强的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为例，有媒体估算，二者获得的外部收入分别为约2亿元和1.4亿元。也就是说，投资方仅在薪金一项上就要净投入近10亿元。而在“金元足球”塔尖的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据公司财报，2019年成本费用高达28.92亿元，总收入9.48亿元，亏损19.4亿元。 疫情期间情况更糟。据北京国安俱乐部2020年度财报，全年亏损多达12.21亿元，营业收入才刚过1亿元。另据CCTV5《足球之夜》节目报道，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在2019～2023年间累计支出达13.14亿元，收入则只有9250万元。而截止到2022年，中国足协的总负债高达12亿元，比2018年增加了7.3亿元。节目评论称，这种收支失衡暴露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伪职业”本质。 上述例子无不说明一个事实：至少在目前，足球在中国还不是一门好生意。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投资足球的除了巅峰期的房企巨头，就基本只剩大型国有企业。而对于外来人口多的深圳而言，缺少了“名”与“利”的回报，大企业不敢搞、小企业有心无力的问题就切实地被体现了出来。而深圳佳兆业只是一个缩影，像是深圳风鹏、深圳人人、深圳鹏城这些球队已经用血的教训说明了这个事实。 不过，对于职业足球究竟应属于纯商业，还是包含一定的社会公益属性，各界存有不同看法。不可否认，在国外尤其是欧洲一些足球市场发达的国家，有着不少盈利可观的俱乐部，但也存在更多亏损的俱乐部。一些人认为，那些投资亏损，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而这种履责会以其他形式给企业带来回报。从这个角度，国企投资足球似乎更有理由，尤其在足球的整体低潮期。 随着“金元足球”逐渐远去，中国足球正慢慢回归常态。据《足球报》报道，2024赛季，预计半数中超球队的投入在1亿元左右，甚至只有6000万～8000万元。另据相关统计数据，2023赛季中超联赛场均上座率接近2万人，已远超2014赛季之前。其中北京国安主场上座率达45592人，在全亚洲范围内排名第一。这说明，中国足球人气还在，也意味着商业价值基本盘还在。投资方只要控制好支出，盈利状况得到改善是可以期待的。 至于深圳足球，另一支本土生力军深圳青年人已经在2024赛季正式踏入职业足球序列的中乙联赛。几乎同时，四川九牛搬迁至深圳，更名为深圳新鹏城。如此，虽然深圳佳兆业最终不幸解散，深圳职业足球也可谓薪火犹存。这会是深圳足球的出路吗？时间会给出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定不是深圳足球唯一的方向。 2024年3月10日，中超联赛深圳新鹏城坐阵主场深圳宝安体育场迎战天津津门虎。球场灯火通明，宛如欢乐的海洋一般。七千余名球迷涌入球场观看深圳新鹏城搬迁以来的首场主场比赛。主队每次制造出有威胁的进攻，看台上都会爆发出一阵激烈的欢呼声。与此同时，十几公里外的原深圳佳兆业俱乐部驻地，当年的训练基地已经成为深圳新鹏城的训练场，只有训练基地一墙之隔的原深圳佳兆业俱乐部办公场所，还矗立在夜色中，向路人默默诉说着往日的故事。